上世纪七十年代初,我初中毕业,正赶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。我因病得以“待分配”在家,但没有工作,也上不了学,更看不到任何前途,只是为了消磨时间,决定与几个朋友一起去外滩公园学打太极拳。

  于是,在一个夏日清晨,在靠近外白渡桥的公园进口处,我第一次见到了任作君先生。

  那天早上,他也在公园里打拳。他身材魁梧,戴一副老式的玳瑁框眼睛,头发花白了,看上去有六七十岁的年纪,独自在个小角落里,天马行空似地打着一套简化杨式太极拳。他一招一式动作很慢,像电影中的慢镜头,脸上的神情甚至有点木讷,却又俨然是旁若无人的样子。打完拳,他擦一擦汗,慢慢走向不远处的一条绿漆长凳,坐了下来,在他身边的是两个在那里念书的女孩子。接着,他好像是漫不经心地举起了手,又好像在她们的书中指指点点着什么。

  我走近几步,探过头去一看——是让我大吃一惊的发现。她们居然是在读英文版的《毛主席语录》——或许只是作为英语课本在读,《毛主席语录》的红塑料封面,也可以说是那些日子里必需的政治正确的掩护。他则是耐心地在为她们解释其中的英语单词和语法问题。在他们的长凳后,晶莹的露珠还在矮灌木丛上闪烁,眨着好奇的眼睛。

  那俩女孩子的年龄与我差不多,境况估计也相近。她们每天早上都来公园,看书要看到十点半左右才离开,显然既不在工厂上班,也不上学,很可能也在“待业青年”的行列。可不管怎样,她们却没有像我那样在浪费时间。在她们的长凳旁,我一时间感到无地自容。

  于是我急匆匆赶回家,翻箱倒柜,找出了一册英语课本;第二天清早,在公园另一条长凳上,也依样画葫芦地学了起来。

  几天后,任先生果然也注意到了我。他还真是有教无类,乐意地为她们——也为我——解答英语学习中的问题。

  从严格的意义说,任先生或许不能说是我的老师。当时的政治气氛与公园条件,都不允许他在那儿正儿八经地上课。一般情况下,都是我自己在家里先背单词、读课文、啃语法,碰到实在搞不懂的地方,一一摘录下来,再在公园里请教他。可话说回来,如果没有他在那里的帮助、指点,我是肯定不会有信心把英语继续学下去的。

  在大讲特讲阶级斗争的年代里,在类似外滩公园这样的公众场所中教英语,有可能被人视作形迹可疑,甚至还会被上升到所谓阶级斗争的新动向。但像任先生那样,打完拳,再在长凳上稍稍坐一会儿,看上去或许也不太出格,至少在周围巡逻的工人纠察队没走过来找什么麻烦。

  几个星期后,不知道什么原因,那两个女孩子不再出现在清晨的公园。对我来说,这意味着任先生会有更多的时间教我,是一大利好。我已放弃太极拳,找来了“文革”前出版的许国璋的大学英语教材,坐在同一条长凳上,一课接一课地学了下去。

  没过太久,还有两个来自虹口区的待业青年,人力与启宇,也加了进来,一起在外滩公园的那个角落里学英语——在任先生时不时的指导下。

  在一次次政治运动中,我这样日复一日地去公园,一去就是好几个小时,家里人不明究竟,不免担心起来。尤其是考虑到像我这样的黑五类家庭背景,稍有不慎,很容易遇到政治麻烦。一天早上,母亲悄悄跟在我后面,一路跟踪到了公园,她要摸清我到底在那里忙些什么;等我回家后,更要从头到底再盘问一番。

  任先生知悉后,出乎意外地来了我家。他不顾我劝阻,颤巍巍地爬上我家黑黝黝的楼梯。母亲有点手足无措了,但他表情十分认真地跟她说,我其实只是在公园里学外语,还学得很用功,肯定没做什么坏事,年轻人有些书可读,有些事可做,反而不会有时间去找麻烦,所以请她一定要放心。母亲也认真地听着,始终在点头。

  但任先生一离开,母亲向我问起他的背景时,我却几乎什么都说不上来。确实,除了英语的语法和句法,他好像没对我说起过任何其他的事。只知道他是个已退休了的中学校长,以前在学校里教英语,现在发挥余热,热心地帮助一些在“文革”中还想读书的青年,但我想他应该没什么问题,否则他也不可能这样坦荡荡地来外滩公园。

  不过,任先生那一番话好像对母亲还真起了点作用。她说老先生有点迂,但因此信任他。只要我能像他说的那样不去找麻烦,我不但可以继续去公园,还能领到一份早餐钱,每天一角。这样我就不用赶回家吃早饭,能在公园里捧着书一直读到十一二点。那些日子,父母亲身体都不好,哥哥更是瘫痪在床,家里的气氛确实是够阴郁的,很难让我静下心来读书。

  在公园里学英语的时间越来越多,时间似乎也过得越来越快,许国璋英语教材已读到了第四册。好在尼克松总统访华后,在“东风吹,战鼓擂”的歌声中,上海广播电台中增加了英语学习节目,报纸中也能读到一条新的马克思语录,“外国语是人生斗争中的一种武器”。公园里看书的环境有所改善,工人纠察队仍在那里巡逻,但再也不走近我们。

  还是在那条绿色的长凳上,任先生坐在我们身边的时间比先前要长了许多。他还打太极拳,但常随身带一根手杖,步履也更慢了。

  因为中又一个意外的“最新最高指示”,人力、启宇和我几乎同时被分配进了各自的里弄生产组;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,不到两三年的时间就已争议四起。这样一来,留在城市里的“病休青年”就不再要去农村,而是被安排进里弄生产组工作。我的一份工作,是在流水线上踩缝纫机,枯燥、单调、不停地在劳动防护袜底上扎圈子,有一次思想开了小差,想试着在机械的绕圈子中背几个单词,手指给缝纫机针扎穿了。

  这期间任先生的身体状况出了些小问题,也不能像以前那样频繁地来公园了。好在我们的英语学习多少已走上了轨道,问题并不是太多。一般的情况下,多参考几本工具书,自己也都可以解决。轮到里弄生产组上中班的日子,我有时还会去外滩公园碰碰运气,有时就索性把学习中碰到的问题积起来,找机会去任先生的家里一起问。

  我因此到任先生家里拜访过几次。他住四川路北苏州河边上的河滨公寓,家里看上去相当有底子,藏书甚多,除英语之外,有其他好几种外语,书架上还能看到大部头的法律书。任师母据说当年曾在红十字会工作,也退休了,在家里对任先生照顾得很周到。他们的独子先正在农村插队落户,老两口平时显得挺寂寞,我去看他们,他们还挺高兴的,有时也会随便聊些其他的事。

  可任先生的生平背景依然像是在云里雾里——除了他自己先前告诉我的,我又告诉我母亲的那一丁点儿。那时虽说已到了“文革”末期,有好多事还不宜多问,这道理我懂。

  “文革”结束的那一年,我已开始学“文革”前徐燕谋主编的大学英语教材第七册。在接下来的一系列拨乱反正中,传出了全国恢复高考的消息。人力、启宇和我都在1977年顺利通过了第一届高考(我数学只考了二十多分,但多亏英文考了满分,他们也在英文上考了高分),各自进入大学学习。

  在任先生的晚年,这是他十分高兴的一件事。他请我们三个外滩公园学生去他家小小庆祝了一番。我记得我们各自带了些微不足道的礼物——都算不上是束脩,这些年来,任先生一直是在免费尽义务,有时还自己掏钱买了书送学生。

  1979年,我在北京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读研究生,启宇在西安交大,人力在上海师大,听到任先生因病去世的噩耗,我们三人一起赶去了他家,在他的遗像前上香、默祷、汇报自己的学习成绩,多少算是家祭无忘告乃翁的意思。那天,任先生的儿子先正在一旁陪着我们鞠躬。他也已从农村回来,考上了同济大学,可他读的是工科。

  所谓“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”吧。八十年代末,我去美国圣路易华盛顿大学,原计划只在那里做一年时间的福特访问学者,却意外地滞留了下来,又不得已地开始用英语写作。不过,或许也正因为远居异国,不少国内的往事反而像是在回忆中拉近了距离,尤其是那一段跟任先生在外滩公园学英语的经历。

  关于外滩公园的种种际遇,我后来在一篇文章中写过,还写进了一本名为《忠字舞者》的英文小说的背景。在小说的一开始,主人公陈超探长旧地重游,回想起当年在这里学英语的点点滴滴,不禁再一次庆幸自己的运气,居然能在公园里遇到这样一个给他谆谆教诲的长者,从而改变了一生的轨迹。

  也许是推理小说写得多了,我自己有时也不免会像那位探长一样,在私底下琢磨、分析、猜测一些自己并不真正了解的人。是什么样的生平际遇,我常在想,会让晚年的任先生走进外滩公园,来教我们这几个“病休青年”?对我来说,这是一个意想不到的奇迹,在一阵感怀的冲动中,我改写了冯至先生的几行诗:“我其实毫无准备地领受/ 那个意想不到的奇迹,/ 在黯淡的岁月里突然有/ 彗星的出现,希望乍起。”

  因为陈探长系列小说的写作与出版宣传,回国的机会多了起来。每次回去,我都会去外滩公园转上一圈。公园的变化越来越令人难以置信。那条长凳早消失了,在任先生当年打拳的角落,现在盖起了一家豪华的餐厅。跳广场舞的人挤走了打太极拳的。没人在公园里学英语。教英语托福考试技巧的补习学校成了走红的上市公司……

  “怅望千秋一洒泪,萧条异代不同时。江山故宅空文藻,云雨荒台岂梦思。”——其实,也就只有三四十年的时间。

  终于,在我以为一切都只能湮没在回忆里的时候,却因为“微信”的出现,又意外地与任先生的儿子先正联系上了。

  在三十多年后的一个下午,还是在原来的河滨公寓里(现在整栋大楼都成了国家保护建筑)。先正大学毕业后,参加了不少重大的工程项目,还担任过洋山港建设的总工程师,现在也已退休了。午后的阳光倾泻在先正花白的头发上,我第一次在外滩公园里见到任先生时,他大约也是这年龄吧。不过,先正长得不怎么像他父亲。

  也许是因为我写的那篇关于外滩公园的文章,先正说他看过,我们的谈话很快就转到了任先生的身上。

  关于任先生的生平经历,先正在那个下午所告诉我的,绝大部分我先前一无所知。我当年在公园里所认识的任先生,与先正现在正在跟我说的,像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人,怎样都无法在想象中重叠起来。恍惚间,就像经验着英国玄学派诗歌中的“硬凑”——把不相干、不相容的人与事硬是凑到了一起。

  先正觉察我眼中的疑惑,掏出手机,把有关任先生的资料和图片都一一找了出来。我取下眼镜,凑近了身子仔细看着。白纸黑字,还有一张张照片,确实没有疑问,这是任先生。

  逝者如斯夫,不舍昼夜。一直要到了三十多年后,原先怎么都找不到的一片片拼图,现在才终于出现,正拼拢了来,呈现出一个陌生却又有机、真实的整体。

  任先生早年在东吴大学法学院学习,主修的是法律与保险专业,专业之外还通六国外语。毕业后,他服务于友邦保险公司,任高级主管,也开过自己的律师事务所。然而,更让人惊讶的是他另一段经历。在八一三淞沪抗战期间,作为国际红十字会委员会委员,他毅然抛下了手头所有的工作,投身于抗日救国活动。他在战场上忘我地抢救伤兵的英勇行为,在报刊舆论中受到广泛好评。当时的卫生署署长颜元庆因此要他去重庆,委任他为卫生署专员,在医疗救护大队担任重要职务,奔波在全国各处的抗战战场。那些日子里,任师母也在红十字会工作,因为共同的理想和激情,他们在战火中结成伉俪……

  “遥想公瑾当年,小乔初嫁了,雄姿英发”——苏轼的诗句不合时宜地又掠过脑海,赤壁古战场与抗日战场中的英雄风流人物,叠加在一起,却更加令人神往不已。我只是喝了一口茶,什么都没说,唯恐会打断先正的叙述。

  抗战胜利结束后,任先生回上海重操旧业,继续经营“任作君大律师事务所”,因为他的法学和保险业方面的专长,还兼任了东吴大学副总务长。他也加入了民盟,与柳亚子、沈钧儒先生等人一起积极投入爱国民主活动。1948年,他的独子先正在上海出生。

  紧接着,任先生却遇到了一个现实问题。1949年解放后,他所擅长的保险和律师这两个领域,很长一段时间几乎无人再能涉足。据说还是陈毅市长考虑到他爱国民主人士的身份,安排他去一个中学作挂名校长。相当一部分民盟人士在1957年打成了,任先生也就此不谈政治,谨小慎微地教些英语。好在他早年读书的东吴大学是美国基督教会办的教会学校,大多数课都用英文上,因此打下了扎实的外语基础,让他多年后在中学里能绰绰有余地教学生英语。

  开始,他自然受到了冲击,作为“有历史问题”的反动知识分子,屡屡遭到批斗,但与其他一些人相比,也不能说是没顶之灾。不过,他是连英语课都无法上了。

  没多久他就退休,来到了外滩公园打太极拳,在那里遇到了我们这几个“编外”学生。对我们,他自然闭口不提他过去的经历。他不想让我们,或让他自己,因此遇到麻烦。在中,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。

  对我们这几个年轻的学生来说,他在外滩公园的出现改变了我们的人生轨迹。但他在那里所做的,我不由要琢磨,真是他自己年轻时所想做的?要不是因为种种政治因素,任先生本来可以在他的盛年,一展自己在法律和保险领域的长才。“时来天地皆同力,运去英雄不自由”, 更不要说那始终缠着他的“历史问题”阴影。结果,他只能在公园的角落中,在力能所及的范围里,做些自己还能做的事。不管怎么说,英语甚至都说不上是他的长项,可法律和保险却都是要到了他身后,才在改革开放的中国重新得以发现。

  我想到我在外滩公园读的第一本英文小说Random Harvest(这本小说拍成了好莱坞电影,中译名《鸳梦重温》更为人所知,我和人力还曾一度想把它翻成中文),书中有这样一句话,“那些浪费了的岁月也浪费了他”。

  “这里有一首柳亚子的诗,从未发表过的”,先正接着又从他手机里找出一张照片,带着掩饰不住的骄傲说,“为了感谢我父亲为他办理的案子,柳亚子当年亲笔题赠给父亲的”——

  或许像大多数的酬谢诗一样,柳亚子的诗也难免写得有些客套,甚至夸张,可诗中的“法治”和“人权”却是责无旁贷地落到了任先生身上,更寄予了厚望。也许这正是为什么这首诗能在中保存下来,后来又让先正裱在一个红木镜框里。

  揣摩着柳亚子的诗意时,却又有一个意外的发现,诗的左方写着“作君先生留念”。

  这会不会是一个笔误呢?我一直记得他名字是“作群”。在他买了送我的一本书上,他自己写的就是“作群”。先正准是觉察到了我的诧异,摇摇头说:“我年轻的时候其实挺反叛的,父亲要我做什么,我偏偏不做,现在回想起来,肯定让他生气了。”

  先正早年的反叛,我能理解。我父亲也称我是“野路子”——不踩着父辈的脚印走。这恐怕不仅仅是因为青春期,更多是因为在“文革”中,我们的父辈都是“黑”的,有历史问题,这也影响到了我们,所以我们私底下或多或少有些怨气,故意要对着干。但我不知道先正为什么突然要提这段陈年往事。

  “但我毕竟还是为父亲做了一件事”,先正接着说:“在‘文革’中,他被批斗的罪名之一就是他的名字。作君——要作皇帝——多腐朽、邪恶的封建思想!我灵机一动,帮他改了名字。君加羊字边旁就成了群。作群,要作普普通通的群众。这以后,至少他没再因为名字挨斗了。”

  这又是个典型的“文革”荒谬。人名中的“君”其实只是“君子”的意思。任先生也确实是这样一位谦谦君子。

  在一阵短暂的沉默后,先正突然又重复说:“至少我让他少挨了几场脖子上挂黑板,头上戴高帽子的革命大批判。我再找找,看看能否找到你写文章可以用的材料。”

  先正是希望我为他父亲写一篇更全面的文章,我说我试试,但我想我还是只能从外滩公园写起,从我自己熟悉的角度写。

  深夜,先正给我发了一条微信,说他找出了一幅装了框子的油画,拍照后传了过来。画的是当年的外滩公园,可绿荫下那条绿色的长凳上没有人——也许是“野渡无人舟自横”的意境吧。据他说,这是我特意找了一位画家朋友画了送给任先生的。我记不清楚了,只有唯一能想得起来的一条线索,我那些日子里确实有一位朋友,业余时间在画油画。

  记忆毕竟不是那么可靠的,但有些事不应该忘记,有些人也是,像任作君先生。